百年繁荣何以一朝成真

  19世纪的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主要观点是：现代国家的粮食产量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。等粮食缺口积累到一定规模，社会就会崩溃，世界将会发生饥荒和战争，以此强行降低人口。马尔萨斯这套“人口论”，可不是在遥远的古代提出的。他活跃的年代，是19世纪初期，第一次工业革命已发生了。那马尔萨斯为什么还是这么悲观呢？一是当时的生育率确实非常高。拿英国来说，每增加一代人，代际人口就会多出25%。换句线年的年均人口增速，差不多是0.9%，这还没考虑婴幼儿的高夭折率。这么一算，普通人的收入增速，根本赶不上人口增长。按购买力折算的线年英国一个建筑工人的日薪，和1650年甚至1230年是差不多的，400多年没有涨过。那还哪来的“资本盈余”呢？

  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760年就开始了。在西欧先发国家，总该冒出一批不受生计之累，愿意兴办实业的企业家，可他们找不到消费者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支柱产业，是纺织、炼铁和采煤，这些产业都需要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；而化肥要到20世纪初才会大规模应用。土地和劳动力少了，等于说剩下的人要投入更多工时，才能生产出足够多的口粮。到19世纪中叶为止，全世界至少3/4的劳动力还被束缚在农业上。他们买不起新型织布机生产的棉布，甚至用不起铁器。没了足够多的消费者，企业家的买卖自然也干不大。就连19世纪初的富人，生活也不比一二百年前的有钱人“高级”多少。无非是房子再大点儿，马再多几匹，仆人比之前多几个。至于电话、家电、汽车，统统还没发明出来呢。

  “大航海时代”开始的前400年，全球贸易主要是殖民帝国在推动。如英国东印度公司，背后就有政府的支持，不属于私人企业。它的好处是前期见效快，缺点是后劲不足，而且经营事物的规模很狭窄。举个例子：1865年，跨境贸易的总金额只占全球经济活动的7%。西欧发达国家进口的大宗商品，主要是棉花、烟草、糖、羊毛、咖啡等，和300多年前基本上没有实质差别。

  各国政府对经济活动介入太多，还带来了另一项弊端，那就是科学技术知识从理论到产品，周期拉得特别长。在漫长的古典农业时代，西欧各国技术与组织能力的增长率，一年差不多是0.04%，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上升到0.45%。从纸面上看，这个进步幅度不算小了，但依旧只有人口增长率的一半。一个经典案例是：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，英国纺织业实现了机器化生产，但整个变革过程花了将近100年。因为纺纱机、梳棉机、蒸汽机、织布机，所有这些新发明和它们的开创者，都分散在不同的地区、不同的行业。没什么社会组织能把他们连结起来，大家都在碰运气。

  但到了1870年，情况一下就变了。剧变是两个因素导致的。首先，科学技术进步大大加快了商品和资讯的流动速度。19世纪末还有了电报；商业资讯和科技知识，是很容易在整个世界传播的。于是，国际贸易的内容，就从当初的纯商品，变成了原料、劳动力甚至资本的大融合。“国际分工”，就这样应运而生了。另一项因素，是潜移默化的量变引起的质变。从1870年开始，全球技术与组织能力的年均增幅，从0.45%猛然提升到了2.1%。背后的原因当然很复杂，有高等教育体系的加成，也有产业上下游的融合。不过，一个绕不开的新变化，是私营企业的崛起和产业分工的细化。这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，被吸收吃透的产物。举个例子：18世纪后期瓦特改进蒸汽机，得向英国国会申请专利，制造活塞的工艺得自己去铁工厂找，连资金都得自掏腰包。从他构想出改进蒸汽机的思路，到开设机器制造厂，花了快30年时间。但一个多世纪以后，爱迪生已能专注做好技术研发这件事；投资和生产，自会有别的企业来负责。像白炽灯泡从研发到量产就只用了一年。这是私营企业蓬勃兴起，和组织能力有效提升的结果。研发、生产和销售被分隔开来，每个环节慢慢的变专业，彼此又形成呼应，这就是组织能力的反映。只有到了此阶段，工业实验室才会应运而生，并持续做大。

  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概念，叫“创造性破坏”。他讲：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。大大小小的企业一直在创造新的消费品，新的生产和运输方式，新的市场乃至新的组织。这些新事物造成了一轮又一轮“突变”，从内部改造经济结构，不断摧毁旧的经济模式和商业周期。1870年之后的世界经济，就进入了“创造性破坏”持续产生的年代。这种变化主要是市场孕育的。市场自己能发掘新的需求，还能主动寻找技术和组织上的解决方案，是一个自我闭环的系统。从1870年到“一战”爆发，世界历史基本上就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，在推着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