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1年她26岁抱着1岁的女儿上刑场女儿后来成了国之栋梁

  寒风呼啸的恩施方家坝，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婴儿走向刑场。她的面容平静而坚定，仿佛死亡不能在她脸上留下一丝恐惧的痕迹。然而当军统特务将她怀中的女儿夺走时，这位母亲的眼中终于泛起了泪光。＂还要孩子吗？＂特务狞笑着将婴儿扔在积雪的草地上。这个画面，成为了1941年那个冬天最令人心碎的场景。谁能想到，26岁的她曾是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系的高材生，谁又能预料到，这个被遗弃在雪地里的婴儿，未来会有怎样的人生轨迹？这个为信仰献身的年轻母亲究竟是谁？她的故事，又将如何续写？

  1914年，刘惠馨出生在江苏淮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。父亲是当地小学教师，从小便教导她＂读书报国＂的道理。在那个女子难以获得教育机会的年代，刘惠馨却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。

  1935年春，刘惠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。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是全国顶尖学府，而机械工程系更是重点专业。在整个机械系，女学生寥寥无几，刘惠馨的入学引起不小轰动。

  在校期间，刘惠馨不负众望，各门功课均名列前茅。她精通英语，数理化成绩尤为突出。课余时间，她常在图书馆查阅国外机械工程期刊，研究先进的技术。同时，她还自学了德语，为了能阅读德国的机械制造资料。

  1935年冬，一场改变刘惠馨命运的运动在校园中爆发。＂一二·九＂运动如火如荼展开，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。刘惠馨最初并未参与，她专注于专业学习，希望能够通过发展工业来实现救国。

  然而，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她的想法。那是在一次后，刘惠馨在归寝路上遇到几名受伤的同学。她将他们带回宿舍，帮助处理伤口。在照顾过程中，同学们讲述了的经历，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暴行。

  这次经历让刘惠馨开始思考：在国家存亡之际，单纯发展工业能否救国？1936年初，她开始接触进步社团，参加读书会，学习革命理论。很快，她就成为了的骨干。

  同年，刘惠馨在绘图室结识了同系学生马识途。两人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，在革命道路上相互扶持。马识途后来回忆说：＂惠馨不仅有极强的专业能力，更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。＂

  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，刘惠馨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：暂时放下学业，投身革命。她加入了中国领导的农村工作服务团，来到南京郊区晓庄一带开展工作。

  为了更好地深入群众，刘惠馨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形象。她剪去了长发，脱下了学生装，换上粗布衣裳。白天，她和农民一起劳动；晚上，则教农民识字，讲解时事政治。

  刘惠馨的工作方式与众不同。她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相关知识，帮助农民改进农具，解决生产难题。在一次帮助修理水车时，她的专业素养让在场的农民惊叹不已。这种方式，让她迅速赢得了农民的信任。

  通过扎实的群众工作，刘惠馨在晓庄一带建立起了稳固的革命基础。她组织农民成立互助组，建立夜校，开展抗日宣传。一位老农后来回忆：＂刘先生不像其他知识分子，她真正懂得我们的苦，更知道该怎么帮我们。＂

  1937年末，随着日军逼近南京，刘惠馨和马识途接到组织指示，转移至湖北恩施地区。此时的恩施，已成为大后方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之一。这里山高路远，交通不便，却为革命工作提供了天然屏障。

  1938年春，刘惠馨被派往恩施方家坝地区，负责建立地下党组织。方家坝位于恩施西部山区，当地多为土家族聚居地。为了打开工作局面，刘惠馨首先进一步探索当地风俗习惯。她学习土家族方言，参加当地群众的节日活动，甚至钻研土家族的传统医术。

  在方家坝的一间破旧草屋里，刘惠馨开设了一个小诊所。她将从南京带来的医学知识与土家族传统医术相结合，为当地百姓治病。一位老人腿部受伤感染，她用艾草熏蒸配合现代消毒方法，成功治愈。这件事在当地传为佳话，使她获得了群众的信任。

  通过行医积累的群众基础，刘惠馨开始发展地下组织。她以诊所为掩护，秘密联络进步青年。1938年夏，她在方家坝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，成员多为当地青年农民。支部成立后，立即开展抗日宣传工作，组织群众生产自救。

  1939年初，刘惠馨与马识途在组织安排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。婚后两人仍各自坚守工作岗位，马识途负责恩施城区的地下工作，而刘惠馨继续在方家坝开展农村工作。当年冬天，刘惠馨怀孕了，但她依然坚持工作。

  1940年3月，刘惠馨在方家坝诊所内生下女儿。产后仅休息三天，她就带着襁褓中的婴儿继续工作。一次秘密会议上，婴儿突然啼哭，险些暴露地下组织。从那以后，开会时她总是事先给孩子喂足奶水，让孩子安静入睡。

  然而，和平时期并未持续太久。1940年下半年，顽固派开始在恩施地区大肆搜捕人。刘惠馨的诊所引起了军统特务的注意。一天深夜，当地一位老农冒着生命危险赶来报信，称特务正在搜查可疑人员。

  为了转移特务注意力，刘惠馨立即安排支部成员分散隐蔽。她自己则带着女儿转移到更偏僻的山区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母女俩辗转于各个山村，靠当地群众的掩护躲避追捕。

  1941年初的一个雨夜，刘惠馨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捕。特务们搜出了她贴身携带的密码本和组织文件。在监狱里，敌人对她实施了残酷的审讯，但她始终没有透露任何组织信息。即使在得知丈夫马识途已被捕的消息后，她仍就保持沉默。

  就这样，这位年仅26岁的母亲，在寒风呼啸的方家坝刑场上，完成了她最后的革命使命。而她襁褓中的女儿，被当地一位农民冒险救下，秘密送往了安全地带。这个被遗弃在雪地里的婴儿，从此开始了另一段传奇人生。

  刘惠馨牺牲后，她年仅一岁的女儿马晓光被方家坝的土家族老农胡德明收养。为保护这个革命遗孤，胡德明将她藏在自家的柴房里，对外谎称是远方亲戚的孩子。白天，胡德明夫妇在地里劳作时，就把马晓光放在田埂边的竹篮里。入夜后，才敢把她抱进屋里。

  1942年，为了躲避军统的搜查，胡德明带着马晓光辗转到了巫山县的一个偏僻山村。在这里，马晓光度过了艰苦的童年时光。由于家境贫寒，四岁时她就开始帮养父砍柴、喂猪。然而，胡德明始终记得刘惠馨的嘱托，坚持让马晓光读书识字。

  1946年秋，马晓光进入山村的私塾读书。私塾先生发现这个小女孩天资聪颖，特别是在数学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天赋。一次，私塾先生出了一道难题，只有马晓光解出来了。这让原本对收养女童持反对态度的村民们，也开始改变看法。

  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当地政府得知马晓光的身世，立即派人将她接到恩施市区就读。在这里，她第一次知道了父母的实际身份。组织特意安排她入读恩施第一小学，这是一所专门收养革命烈士子女的学校。

  在恩施一小，马晓光展现出了与母亲刘惠馨相似的学习天赋。她对理科特别感兴趣，数学和物理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1952年，她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市第一中学。离开恩施时，养父胡德明含泪将一个布包交给她，里面装着母亲刘惠馨留下的几件遗物：一本破旧的机械工程笔记本，一枚南京中央大学的校徽，还有一张全家三口的合影。

  在武汉一中的求学期间，马晓光立志继承母亲的遗志，专攻理工科目。她经常翻阅母亲的笔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种机械原理和设计图纸。虽然多年过去，但母亲工整的字迹和严谨的图纸，成为她最好的学习榜样。

  1955年，马晓光参加高考。面对志愿表，她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母亲的母校——南京工学院（原南京中央大学）机械工程系。当她走进校园时，熟悉的建筑、熟悉的教室，仿佛都在诉说着母亲当年的求学故事。

  在南京工学院，马晓光追随母亲的脚步，成为机械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。她继承了母亲的严谨作风，每份作业都一丝不苟。班主任发现她绘制的机械图纸，与二十年前刘惠馨的作业风格惊人地相似。

  1958年夏天，在做毕业设计时，马晓光意外发现母亲留下的笔记本中藏着一个重要的发现。那是一种改进水力发电机的创新设计，可以明显提高发电效率。她立即着手研究，将这个未完成的设计变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。这份论文不仅获得了最高评价，更完成了母亲未竟的心愿。

  1958年毕业后，马晓光被分配到东北重型机械研究所工作。这里是新中国最重要的机械研究基地之一，承担着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研发任务。初到研究所时，她被安排在水轮机实验室担任助理工程师，主要负责水轮机模型试验工作。

  1959年春，研究所接到一项紧急任务：为新建的丹江口水电站设计特型水轮机。这种大型水轮机此前从未在国内制造过，技术难度极大。马晓光凭借对母亲水力发电机改进设计的深入研究，提出了创新性的技术方案。她建议在传统法兰盘结构上增加动态平衡装置，这一设想引起了专家组的高度重视。

  为了验证这个设想的可行性，马晓光在实验室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。她设计了详细的实验方案，亲自参与每一次模型试验。在一次关键性试验中，实验装置突然出现故障，高压水柱喷射而出。她不顾危险冲上前去关闭阀门，虽然被水柱击伤了手臂，但成功保护了重要的实验数据。

  1960年底，经过近两年的反复试验和改进，这项新技术终于取得突破。实验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改进后的水轮机效率提高了8%，远超预期目标。这一成果不仅解决了丹江口水电站的技术难题，更为国产大型水轮机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。

  1962年，马晓光被调任水轮机设计室主任。她带领团队开展了一系列技术革新，先后完成了多个水电站的机组设计任务。其中，她主持设计的某型立轴混流式水轮机，创造了当时国内同种类型的产品的最高效率记录。

  1965年，研究所成立水力机械研究室，专门从事水轮机基础理论研究。马晓光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。她开始系统整理母亲留下的研究笔记，将其中的创新思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。在她的带领下，研究室先后突破了叶片空蚀防护、导叶调节机构优化等多项关键技术。

  1966年初，马晓光完成了《大型水轮机动态特性研究》的专著。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她多年的研究成果，其中包含了对母亲未完成设计的深入阐述和发展。专著出版后，在国内外水力机械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  1968年，马晓光参与了三门峡水电站技术改造工程。这座位于黄河上的大型水电站，因泥沙淤积问题一直困扰着电站的安全运行。她提出了一套创新的防沙磨损技术方案，成功延长了水轮机组的常规使用的寿命。这一技术后来被推广到其他黄河流域的水电站，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。

  在科研工作之余，马晓光始终没有忘记培养年轻一代科学技术人才。她在研究所建立了青年工程师培训制度，亲自指导年轻研究人员。她经常对年轻同事说，做科研要像解开一团绳结，既要有耐心，更要有方法。在她的指导下，研究所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水力机械专业人才。

  1970年，马晓光接到一项特殊任务：前往三峡地区进行水电站规划考察。这片曾经是父母战斗过的土地，如今将成为新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基地。在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考察中，她走遍了三峡库区的每一个重要水文站点，收集了大量的实地数据。

  1972年初，马晓光被任命为三峡工程水轮机研究组组长。她带领团队开展了大量前期研究工作，包括水流特性分析、机组布置方案论证等。在一次技术讨论会上，她提出了分层取水的创新构想，这一方案可以有效解决水库分层运行的难题。

  1975年，马晓光在整理母亲的旧笔记时，发现了一份关于大型水轮机叶片结构的手稿。这份未完成的研究报告中包含了一些超前的技术构想。她将这些构想与现代计算技术相结合，开发出了新型的叶片设计方法。这一方法在葛洲坝水电站的机组设计中得到了成功应用。

  1978年，国家重点科研项目＂大型水轮机关键技术探讨研究＂真正开始启动，马晓光担任项目总工程师。她组建了一支由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员组成的团队。在科研工作中，她特别注重培养年轻人的创新能力。每周的技术研讨会上，她都要求年轻工程师提出自己的见解，并耐心指导他们改进方案。

  1980年，马晓光的学生张明华在研究水轮机振动问题时遇到了困难。她拿出母亲留下的那本破旧笔记本，指出其中关于机械振动的分析方法仍然具备极其重大参考价值。在她的指导下，张明华开发出了一套水轮机振动监测系统，获得了国家发明奖。

  1982年，马晓光开始编写《水轮机设计基础》教材。这本教材不仅包含了她三十年的研究心得，还收录了母亲刘惠馨的部分研究成果。教材出版后，成为全国水利水电院校的标准教材。她常对学生说，这本书凝聚了两代人对水力机械的执着追求。

  1985年，已届退休年龄的马晓光被国务院特批返聘为三峡工程技术顾问。她放弃了安享晚年的机会，再次投入到紧张的科研工作中。在三峡工程的论证阶段，她提出了多项重要的技术建议，为后来的工程建设奠定了基础。

  1987年，马晓光回到恩施，专程拜访了年迈的养父胡德明。在方家坝的老屋前，她将自己主编的教材和获得的科技奖章交给养父。这一刻，仿佛将父母的革命精神与自己的科研成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。

  1990年，在水力机械研究所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，马晓光向青年科研人员展示了母亲刘惠馨当年的研究笔记。她说，这些泛黄的纸页上不仅记录着科学探索的足迹，更承载着一代代科技工作人员的责任与梦想。